■编者按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是一项首要的政治任务。贯彻落实好，首先要学习好领会好。为了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和读者朋友深入理解十七大报告博大精深的内容，人民论坛约请了６０位知名理论专家对报告进行了深入解读。 解读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以下为解读的下篇：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并强调：“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说明“提高文化软实力”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为以后的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构建中华主流文化　打造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支柱

■构建中华主流文化成当务之急

（外交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吴建民）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要像杜甫那首题为《春夜喜雨》的诗中所说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是最好的办法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要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要使我们的国家在21世纪从文化大国变为文化强国，就要着力构建中华主流文化。

　　历史让构建中华主流文化变得迫切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为什么构建中华主流文化今天显得如此迫切？从根本上说是历史造成的。

　　1840年到1919年，中国的主导思想是向西方学习，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迎头赶上，我们向西方派遣留学生，搞“洋务运动”，购进国外的先进武器等等都是其表现。中国主导思潮变化的转折点是1919年凡尔赛和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开始时中国宣布中立，因为中国人觉得在欧洲打仗离中国很遥远，跟我们关系不大。但战争打了两年后，双方伤亡惨重，英国、法国等国劳动力严重匮乏。于是，他们就来找中国人，要求中国向欧洲派遣劳工，并向我们做了许多美妙的许诺，诸如在战后恢复中国的大国地位云云。中国人相信了他们的话，向欧洲派遣了17万华工，牺牲了2万。

　　一战结束后，德国被打败，中国出席凡尔赛和会的代表提出要求把战前属于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半岛归还给中国，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1919年4月29日，美英法三巨头做出决定，山东半岛不归还中国，给了日本。消息传来，中国人愤怒了，北京学生走上街头，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中国人深切地认识到，“老师欺负学生太过分了”，唯一的出路就是革命。要革命必须批判中国当时的主流文化，因为如果还按照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革命是不允许的。批判中国当时的主流文化是革命的需要，是正确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于历史原因，我们继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实行大批判，这种做法到“文化大革命”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破“四旧”，彻底地否定过去。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历史性的决策，国门打开了，中国人走出去，外国人走进来，我们看到外部世界有很多好东西，与我们原来的想象不一样。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外国的好东西，使我们的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我们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洋的好，中国的不好；新的好，旧的不好；现代的好，古代的不好。这种观念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有着众多的表现。上述这一段历史导致了在今天的中国主流文化缺失。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很多好东西，成就是毋庸非议的，但是也出现了不少坏事。汪道涵同志在世时，我们曾经谈过若干次，他把中国的坏事归结为“四失”：失衡、失序、失范和失控。汪老在讲这番话时，我从他眼神里看出了他的忧虑。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构建中华的主流文化。

　　构建中华主流文化的“两个需要”

　　构建中华主流文化是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需要。中国的封建社会历时两千多年，是全世界寿命最长的封建社会。寿命长的根本原因是中华主流文化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中国封建时期，朝代可以更迭，统治者可以变化，但是中华主流文化却始终一以贯之。文化规范公众的行为，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构建中华主流文化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需要。在我担任驻法国大使期间，希拉克总统不止一次对我讲述了这样一个观点：过去几个世纪，西方文明、欧洲文明对人类的贡献为世界所熟知。但是，从人类文明的进程来看，东方文明、中华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没有这些贡献，今天的世界文明不会是这个样子。然而，世界对这一点知之甚少，这是不公正的。在新的世纪里，随着中国的崛起、亚洲的崛起，东方文明、中华文明一定会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希拉克总统是西方政治家中少有的熟悉中华文明、东方文明的人士，他的上述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中华主流文化大体上由三部分组成

　　我认为，我们所要构建的中华主流文化大体上由三部分组成：

　　首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毛泽东曾经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毛泽东虽然提出来了，但这项工作没人去做。我认为今天是时候了，要把中华文化的精华发扬出来。

　　前年底，德勤公司（世界上最大的会计公司之一，全球有13万人）在北京举行有500多人包括德勤主要领导参加的晚餐会。对方邀请我作为主宾讲话，我发表了一篇讲话《正在崛起的中国与世界》，是用英文讲的。讲话结束后大家提问。有一位人士问了一个问题：“你说中华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我用英文回答说：“We Chinese believe in peace and harmony.”――我们中国人相信和平与和谐。其实，我想说的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是“化”。随后，我给对方讲了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的故事。我讲话后，德勤的主要领导纷纷问我，《三国演义》有没有译成英文的，他们要去买这本书，认为这个故事太有意思了。后来，德勤给领导层每人送了一套英文的《三国演义》。德勤的一位高级副总裁对我说：中国应当向世界“出口”和谐，今天的世界太需要和谐了。

　　“化干戈为玉帛”、“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等，说到底都是“化”。犹太人在世界各地都没有被同化，唯独在中国被“化”掉了，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力量。通过“化”，把一些对立的东西逐渐化解了；通过化，实现了和谐，中国需要和谐，世界也需要和谐。

　　第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创造了很多好东西。

　　中国在革命和建设中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这些成就都是对中华文化宝库的丰富和发展，这也值得总结。

　　第三，外国先进文化的精华。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中华文化在前进过程中不断吸取各种文化的营养。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成就巨大，其根本原因是吸收了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人类文明成果是丰富多彩的，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也有。

　　以上三部分是相互联系的，也是一个整体。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当然，构建中华主流文化是很不容易做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因此，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提升也必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不能搞运动。因为那样宣传意味太浓，容易引起对方的怀疑和反感。这样做，又恰恰违背软实力的基本特点。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要像杜甫那首题为《春夜喜雨》诗中所说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是最好的办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自觉、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提升软实力的关键点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文化局局长 严昭柱）

　　要加快发展国家软实力，关键就在于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现在，我国正处在和平发展、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对形形色色“中国威胁论”的干扰，我们要努力继承和发扬我国悠久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宝贵遗产，借鉴当今世界一切有价值的思想理论成果，深刻认识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辩证关系，高度重视和加快发展国家软实力。

　　认识和处理好三种重要关系

　　国家软实力由多种因素构成，其核心实力是文化魅力。一个国家的文化，丰富地表现为国民的思想道德、理想信念、核心价值观念、文化科学素质和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文化遗产以及民族性格、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等等。这种文化的内涵和精神，更渗透在国家意志、国家行为、外交政策之中，形成一个国家的整体形象。

　　国家整体形象对世界越是有吸引力和亲和力，国家软实力就越是强大。文化的力量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种强制性的力量，它的发挥根本上是靠文化的吸引、精神的感召，具有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引人入胜的特点，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和超越性。正是文化的这种特点，使得软实力具有特殊的强劲力量。要加快发展国家软实力，关键就在于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增强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增强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几种重要关系。

　　一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增强文化多样性丰富性的关系。增强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应当突出中国文化丰富、多样、博大、包容等特点，同时，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世界观、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规定着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文化有没有吸引力、感召力，根本上取决于这种文化的世界观、价值观。

　　我国自改革开放近30年来，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为各国人民所关注和羡慕，出现了全球性“中国热”以及诸如“中国共识”、“中国模式”等理论解说。事实表明，人们对中国发展奇迹奥秘的叩问，越来越集中到中国文化特别是其世界观、价值观上来。

　　的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中国当代文化的世界观、价值观，或者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中国能够创造出经济奇迹的真正奥秘。因此，那种以为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没有吸引力和感召力、不利于我们的文化走向世界的看法和担心，是不适当的。

　　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又是现实的迫切要求。只有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才能进一步提高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不断提升我国的国家文化形象，也才能进一步增强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加快发展国家软实力。

　　二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文化建设中的中外关系，即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世界眼光与民族精神的关系。从发展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谈增强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要使我们的文化能够更加有力地吸引和感召世界各国人民，使他们由衷地欢迎和喜爱中国文化，真挚地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民族复兴事业。因此，一定要尊重世界各国人民，无论国家大小、强弱、贫富，都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友好合作。这就要在文化建设中具有世界眼光，注重文化的世界性或全人类性。在文化建设中对这种共同性加以注重，并真诚地学习、借鉴它们的经验和长处，这有利于不同文化的沟通和共鸣。

　　但是，也不能只讲人类共同性、不讲民族特性，尤其不能迎合西方某些偏见而糟践自己的民族传统、丧失自己的民族尊严。我们所要增强的文化吸引力和感召力，不是别的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而是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精神的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因此，民族特性、民族精神是主体、是根本，是决不能削弱和丧失的。

　　三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文化建设中的古今关系，即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弘扬时代精神、推进文化创新的关系。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华文化历经五千年而长盛不衰，积累了极为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清理和继承这一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增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对于增强我们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做大量的工作。同时，也必须明确，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古代文明中硕果仅存、历久弥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文化不但具有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善于学习不同民族文化的优长，而且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不断吐故纳新、跟随时代前进。正是发扬这种精神，中华民族在鸦片战争以后百年的屈辱和灾难中，前赴后继，探索真理，进行伟大的人民革命，不断推进文化创新，开创着民族复兴的辉煌前景。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必须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努力弘扬时代精神、推进文化创新，才能发挥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增强原创性及尊重文化建设规律

　　增强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当前，尤其要努力提高文化生产的原创性。文化发展的本质在于创新。增强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核心问题是不断提高文化生产的原创性。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事业。这为我们文化生产的原创性提供了可靠和深厚的基础。深刻认识和努力表现我们的伟大事业和伟大时代，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推进文化创新，打造文化精品，是我们不断增强文化吸引力和感召力的正确途径。

　　当前，要更加尊重文化建设的规律。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勇于和善于借鉴国外经验，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充分利用丰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是民间文化交流，大力推进文化“走出去”工程。在文化交流与竞争中学习，在学习中加强文化交流与竞争，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在增强文化吸引力和感召力、发展国家软实力的奋斗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重视精神生命的安顿问题

■聚合无形文化的隐性力量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导贾磊磊）

　　建构一种精神力量来推进我们的现代化进程，用一种文化的方式来激励与整合每个人对行业、对社会、对国家的集体认同，进而为国家的未来发展提供一种内在的文化精神动力

　　无形文化的建构意义深远

　　文化在现实的层面上是一个包容万象，容纳百家的广阔领域；在学术理念上又是一个纷繁复杂、相互交叉的多元命题。根据中国的现实语境，我们从理论上把文化区分为“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两种不同的存在形态。

　　在“有形文化”领域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建立的一系列物质化的文化成果：从古代的寺庙、宫殿、陵墓、长城，到现代的剧场、影院、电视台、摩天大厦，这些都是人类创造的“有形文化”的卓越成果，它们体现了人类创造物质文化的非凡智慧与巨大能量。

　　与此相对应的是“无形文化”，它是一种看不见、模不着的文化形态。它镌刻于人们的脑海里，铭记在人们的心目中，甚至蛰伏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中。人类的无形文化包括人们的精神信仰、哲学理念、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审美意识及人生理想等。

　　在人类社会中，“无形文化”是依附于有形文化进行传播的“内容文化”、精神文化；“有形文化”则是负载“无形文化”不断变迁、延展的实体文化、物质文化。现在，我们所要强调的是：除了对有形文化实用功能的关注之外，我们再也不能忽视“无形文化”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再也不能够忽视“无形文化”在改变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的隐性作用。

　　韩国曾经把我们命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述为“无形文化财产”，强调的也是与物质文化相对应的精神文化的独特作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经把国家的软力量主要归之于三种资源：其一是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文化；其二是能真正实践的政治价值观；其三是能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由此可以看出约瑟夫・奈的所谓“软力量”无论是讲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吸引力，还是讲可以实践的价值观乃至于强调具有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都是基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方针，都是强化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具体策略。它与我们今天所强调的文化力量，在表述动机和传播语境中都有很大不同。我们今天强调国家文化实力，并不是建立在约瑟夫・奈的叙述背景之上，而是建立在我们国家的现实发展的境遇中。所以，我们对文化力量的重新确认，主要体现在指对于无形文化的意义与作用的提升。

　　显然，我们不能把文化从社会的总体结构中分离出去，把文化看成一种外在与社会的“天外”力量。但是，文化作为无形的精神要素，确实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隐性力量，尽管这种力量并不能够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却可以通过改变人的行为、群体的行为、国家的行为来改变人类的历史，来创造社会财富。所以，对于无形文化的建构，其意义比起建构有形的文化形态更加深远、也更为复杂。

　　寻找一种能够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文化模式

　　我们曾经把满足个人的物质欲望作为推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驱动力量。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市场的繁荣，个人的欲望并不能成为开创国家历史新纪元的核心动力。这还不是说个人的物质欲望不足以使人奋进，而是说建立在个人物质欲望基础上的所谓精神动力，在个人的欲望得到满足之后，就会迅速减弱、甚至终止。所以贪婪的古代罗马贵族和满清的官员，并没有把意大利和中国带入近代资本主义的前列，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发展而言，并不能把推进社会的恒久动力锁定在满足人们物质欲望的层面上。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在这种意义上就是在寻找一种能够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文化模式，确认一种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对于中国的现实境遇而言，如果那种建立在满足个人发财致富欲望基础上的经济政策，只是改革初期推进市场发展的一种权宜之计的话，那么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除了制定一系列适合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法律与政策之外，又必须建构一种精神力量来推进我们的现代化进程，用一种文化的方式来激励与整合每个人对行业、对社会、对国家的集体认同，进而为国家的未来发展提供一种内在的文化精神动力。

　　放眼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够逐一地成为推进历史前进的积极因素，文化，只有形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群体力量才能够成为撬动世界的杠杆，才能影响历史前进的步伐。对于没有普遍吸引力的文化只能会成为一种传统，但却不能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现在，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之际，如何把存在于古代典籍中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成为公众普遍奉行的价值观念和身体力行的行为模式，对于未来的社会发展进程至关重要，这种无形文化的建设同样是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

　　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基因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发挥无形文化的积极作用，提升公众对于民族文化的集体认同感，弘扬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推进国家全面发展的一种有效的文化策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命题，也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宣传舆论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社会文化心理、媒体文化传播、大众文化消费、国家文化安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领域的文化战略命题。

　　历史证明，支撑一个国家与民族长久、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并不只是靠精英集团的超前意识，而是要靠大众普遍敬守的精神信仰，这其中既包括以爱国主义如马克思・韦伯所言的那种“大众化的苦行意识”。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能够推动大众精神的文化力量，仅仅靠单纯的物质的驱动力，很难把一个国家的历史不断推向前进。

　　在我们迈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在以经济指数为社会评价标准的管理机制中，很容易为社会造就出马尔库塞所谓“单向度的人”，这种失去了文化精神指向而只知道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角色，不仅会导致个体精神信仰的缺失，而且还会造成整个社会的畸形发展。反之，人对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敬守不仅会提高个体的精神境界，而且还会把整个社会引向一个比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和物质繁荣更科学、更幸福的理想的福祉。

　　今天，在全球化历史语境中，我们寻求文化多样化发展、谋求不同文化之间求同存异、和谐共处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一个社会的和谐进步与稳定发展，除了需建立多元化的文化对话机制之外，还需建构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仁爱”、“自然”的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就在于这些思想既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反映了人们的普遍愿望及基本诉求。因此，这些价值观念是中国文化代代相传的内在动因，同时，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在继承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过程中，将这些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的文化理念也能够转化为符合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使其成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基因。

　　这种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对外可以确立中国自身的文化品格，构成与异域文化进行对话、交流、互动的基础，进而改变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机制，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搭建更为宽阔的交流平台；对内可以实现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相互认同，消解利益分配中可能形成的价值观分化与对立，从而确立一种全社会普遍信守的文化理念，以实现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体认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坚实的文化根基，在无形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实现对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承传与弘扬。

详细内容请参考：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11/10/content_704040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