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成为一名成功的班主任殊为不易。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高速发展背景下的学校教育受到极大的冲击，学生群体的特征已发生明显改变，对教师尤其是班主任的教育和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在传统价值观遇到巨大挑战和危机的同时，人本主义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和地位发生很大改变。而社会对教育的关注和要求却与日俱增，教师受到的压力居高不下。如今，班主任在学校中的地位和作用更显突出，无论是教学还是管理，班主任都处于矛盾和冲突的第一线。要成为一名成功的班主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困难。

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我一直在思索成为一名成功班主任的要素，也观察和研究过许多成功班主任的特征。我发现，今天的班级管理和学生工作更加需要教师拥有较为全面的个人素养，除了对学生有爱心和工作敬业这些基本条件之外，一名成功的班主任还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达到平衡。

一、人生态度：理想与现实的平衡

作家筱敏在《鸟儿中的理想主义》一文中说，一只鸟儿被人抓住了，放进了笼子。不同的鸟儿，反应是不一样的。

有的鸟儿迅速接受被关进笼子的现实，并且很快妥协，所谓大丈夫能屈能伸，“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它接受主人的喂食，有时也会欢快地歌唱。时间长了，主人可能放松警惕，鸟儿也可能从笼子找到突破口，乘主人不备，逃出牢笼，重回蓝天。也可能鸟儿逐渐习惯被人喂养的生活，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性，成为人类的朋友，活得也很快乐。这种态度，我们称之为现实主义。

有的鸟儿也是很快就认清楚了形势，但是，它比较悲观，它不相信自己能够逃出去，也不打算逃出去。它从没有想过妥协，它拒绝主人的任何喂食，连水都不肯饮一口。抓它的人有可能发恻隐之心，放它出去，但更可能的是想尽办法诱惑它改变主意，直到看着它死去。这样一种态度，我们称之为古典主义。

还有的鸟儿被关进笼子之后，不相信自己被抓了，亦可能是不愿接受被抓的事实，它在笼子里不停地扑腾，总相信自己能有重回蓝天的那一刻。结果，有可能笼子不够牢靠，被鸟儿啄出一个洞来，鸟儿得以飞出去，也有可能鸟儿很快精疲力竭而亡，死得很壮烈，但是也死得很难看。这种鸟儿的态度，我们称之为理想主义。

我们对于人生的态度，其实是和鸟儿相仿的。现实主义、古典主义、理想主义，很难简单地区分优劣，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信仰，也就导致行为的巨大差异。

我有一个朋友，与我是校友，姓张，名牌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来又读了哲学系的硕士。毕业时，毅然决定投身教育事业，于是来到我所工作的学校教书。一开始教语文，教了一段时间，他对学生说，教科书上的选文并不全是好文章，他决定挑着教，有些他认为没有价值的就直接跳过去不教。节约下来的课时他补充了很多名著美文，有时甚至让学生看他推荐的电影。第一次期中考试，他教的班级语文成绩比年级平均分低10多分，校长急了，找他谈话，他反而和校长探讨起语文教育的真谛。校长让他多去听听年级其他有经验的教师是怎么上语文课的，他回答说：10年之后20年之后再来比较一下，是我教的学生有文学素养还是那些老师教的学生有文学素养。校长很生气：20年太久，只争朝夕！下次月考，如果你班的分数还是比年级平均分低10分，你就下课！

我这位朋友是位理想主义者，他怎么会妥协呢？于是下一次月考之后，他就“下课”了。校长爱才，虽然不让他教语文，但是安排了一些起始年级的历史课给他上。历史课没有应试压力，他发挥的自由度比较大。教了一个多月，他教的一个班级的班主任紧张地找校长报告说，校长，要出事！我班的历史老师竟然让学生把历史书扔掉！校长连忙把他找来，他对校长说，他发现历史教材上的很多内容都不是客观事实，对学生会产生误导，所以他力求从更客观的角度让学生了解历史，思考历史。校长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学校待你不薄，教材是国家制定的，没有选择，必须要用，今后绝不可如此。

既然上课要循规蹈矩，张老师于是把兴趣点放到带学生社团上去。他看中了教学楼后面一个废弃的角落，向学校申请了一点资金，把它改造成了一个花房，然后找了一些学生，成立了一个花房小组，大家齐心协力，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竟然使花房成为学校的一道风景。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在学校加班到很晚，大约九点多才离开，在校门口碰到两个从家里赶过来的学生，我好奇地问他们为什么这么晚来学校，学生说，张老师告诉他们，今天晚上昙花要开。我听了大吃一惊，难道是传说中的“昙花一现”的昙花？那天晚上11点多，昙花确实盛开了，学生拍了很多照片，登在他们社团办的小报上。我看了非常感动。什么是有生命力的教育，这就是生命力的教育！多年以后，这些孩子可能已经忘记老师在课堂上教给他们的一个数学公式，可是会永远记得那年那月那日夜里昙花盛开的情景！

除了花房小组外，张老师还带了另一个读书社，指导学生读书，并且办了一份叫做《我们》的小报。报纸办得很好，文章质量很高，很受学生欢迎，但是好景不长。一天早上，校长刚到办公室，一群小学部的教师拿着一叠报纸冲进来，有的说，校长，这张报纸学校审核过吗？有的说，校长，这张报纸的文章代表校方的观点吗？还有的说，校长，这期报纸我们都已经回收了，您说怎么办吧。校长说，不要着急，让我来看一看。说完，拿过一张报纸。在老师们的指点下，校长看见头版醒目位置一篇文章，标题叫做“学校像监狱”，是一名学生写的，指导教师是张老师。学生在文章中列举了学校和监狱的若干共同点，还颇有点道理。在第二版张老师更是亲自操刀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谈一谈教师的霸权主义”。文章中引用了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一些教师尤其是班主任的言行，实在是触目惊心。来找校长告状的许多教师就是因为被张老师在文章中不点名批评，所以特别恼怒。

既然触犯了众怒，校长也保不住他了，张老师最终辞职离开学校。过了两三年，张老师突然变得很有名，从中央电视台到南方周末到凤凰传媒到上海的各家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杂志，包括上海的党报《解放日报》，都用大幅版面介绍了他的事迹。原来张老师在离开学校之后，把目光聚焦到了上海民工子女的教育上，他成立了一个久牵音乐志愿者组织，在这些民工的孩子下午放学后，把他们组织起来义务教他们学乐器，教他们练合唱。张老师受了法国影片《放牛班的春天》的影响，他坚信音乐对人的教育功能，他希望通过音乐的熏陶，改变这些孩子的生活样态。

张老师的所作所为符合和谐社会的大背景，因此被媒体广为报道。但是在聚光灯冷却下来之后，他还得为这个志愿者组织的生存发展而奔走。张老师其实是一个社会经验并不很丰富而且非常理想化的书生，在此过程中受到的挫折可想而知。他的父母非常不理解他，以至于他为了避免父母的唠叨经常不回家。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的一些朋友也劝他，你所做的事情很有意义，但是目前的条件还不成熟，你不妨先找一份工作，把这件事当作兼职来做。说不定过几年，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你，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糟糕了。他是怎么回答的？“那我就来做铺路石！”他说得斩钉截铁。

什么是理想主义？这就是理想主义。为了理想，可以放弃一切。萧伯纳有一句名言：“理智的人让自己适应社会，非理智的人让社会适应自己，然而，社会的一切进步都取决于非理智的人。”我之所以十分敬重他，正在于我知道他的价值，推动社会前进的不是大多数的现实主义者，而是像他这样少数的不理智的理想主义者。尽管他们活得很累，甚至会碰得头破血流，但是，他们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脊梁，他们也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希望。

我们现在的许多优秀班主任，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可以把一个班级管理得很好，会拿到很多荣誉，学生会很乖，很听话，纪律很好，很少犯错，成绩也很棒，表面上看起来几乎没什么缺点，但是，所有这一切评判的标准都是在学校和教师这一边的，学生的未来和发展呢？很少考虑。学生的创造性、想像力被扼杀了，学生的独立思考精神丧失了，甚至，学生的人格出现分裂，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如果是一个有理想的教师，一个真正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的班主任，他会着眼于未来对待学生。即使是一些暂时比较调皮的所谓后进生，也会因为品格的正直和仗义被教师欣赏、保护。因为这些教师知道，调皮的学生总有一天会懂事，而如果那时候他们的自信还没有被摧毁，他们很可能会在其感兴趣的事业上达到那些听话的学生所不能企及的高度。

因此，一个成功的班主任，绝对不能安心于做一个教书匠。他自己应该有理想，有追求。回想我自己，刚刚参加工作时，不是想着怎样追求时尚，怎样过悠闲的生活，或者怎样追求花前月下，怎样去赚更多的钱。我深感自己学养的不足，在工作之余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书，偶尔去逛街买得最多的也是书。我给自己立下了一个不做平庸教师的志向。十多年过去了，我在我的工作领域有了很多实践和思考，对许多问题有了自己的认识。回过头来看当年与我一起工作的同学或者同事，虽然活得也很滋润、潇洒，但是大多很平庸，有些还时常在工作上陷入困顿。

当然，我并非希望大家做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我们都生活在现实中，都要食人间烟火。比如说在目前的体制内，没有一所学校可以公然宣称完全不在乎学生的分数。当然，通过什么方式让学生得到高分，一个心怀理想的教师可以给出异于纯粹现实主义者的思考和答案。

张老师在最困难的时候，连自己的生存都成了问题。我在得知消息后伸出援手，帮他在一所学校找到一个兼职的机会，让他至少能够挣点钱养活自己。同时，生活的历练也让张老师逐渐抛弃了以前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他纠正了自己思想中部分比较偏激的观点，他学会用更宽容的眼光去看待身边一些不完美的人和事，对于那些“霸权主义”的教师，他改变了抨击的态度，而尝试去帮助他们，转变他们。这使得他赢得了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他的志愿者的队伍中来，正所谓得道多助，他的“久牵音乐”的事业也得以发展壮大。

二、个人品质：仁、勇、智的平衡

在《论语・宪问》中孔子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认为，能够做到这三点的人可以称得上是君子了。

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里对这句话作了解释。他说，仁者不忧，即是有道德的人没有忧烦，只有快乐。任何事情都能做到无忧，都有办法解决，纵然没有办法解决，也能坦然处之。智者不惑，说的是真正有高度智慧，没有什么难题不得开解，没有迷惑怀疑之处，上至宇宙问题，下至个人问题，都了然于心。勇者不惧主要指的是公义之所在，心胸昭然坦荡，没有什么恐惧。

西方的《圣经》里对仁、勇、智有另一种角度的阐释：对于不能改变的事情不去改变它，叫做仁；对于能够改变的事情努力去改变它，叫做勇；而能够正确地区分这两者，叫做智。

成功班主任首先必须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仁者，爱人也。他有这样的心胸和高度爱一切学生，即使学生再调皮，即使学生再糟糕，他都能够包容。我刚工作那会儿，不怎么会上课。开学没多久，学校里聘请的顾问毛蓓蕾老师来听我的课，毛老师个子不高，戴着一副眼镜，非常和蔼地跟我打招呼，上课的过程中，她表情严肃地在本子上记了很多东西。下课后，毛老师问我，你教了多长时间书啊？我说，两个多星期吧。毛老师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过了一会儿，她说，两个多星期能上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接下来，她非常和蔼地和我一起分析课堂教学的一些细节，虽然是指出我的问题，但是没有让我感受到一丝批评和责怪之意。毛老师从事教育工作六十多年，是全国知名的德育特级教师，可是在我眼里，她对待所有的人都像春风一般的温暖。那时候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我对她更多的是一种景仰，如今，有了十多年的工作经历，再回想起来，我对毛老师则是一种敬佩了。一个心中没有大爱的人，是达不到她那样待人的境界的。

在如今纷繁复杂的工作实践中，仅有仁，结果可能会不理想。春秋时宋襄公的故事就很有名。宋国与楚国打仗，宋国军队已经在泓水岸边列好了阵，楚国军队正准备渡过泓水来交战。宋国的右司马走出队列，对宋襄公说：“楚军比我军人数多，我们应该趁他们正在渡河马上发起进攻，那样楚军必败。”宋襄公说：“我曾经听君子说：‘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敌军没有做好准备，不能突施偷袭。’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军就发起进攻，有悖于仁义。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我们再进攻。”右司马说：“主公如此不爱惜宋国军民的生命财产，等到兵败国灭，还有什么仁义可言？”宋襄公喝道：“你再不退回队列，就要以违反军法论处。”右司马只好退回队列之中。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宋襄公击鼓进攻。宋军大败，宋襄公也受了伤，不久就死去了。宋襄公是一个极其讲道义的人，后人笑他是“妇人之仁”，但是，客观地说，他还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仁的标杆，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是迂腐，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执著。不该做的事情绝对不做，宁愿委屈自己，牺牲自己，也不愿违反原则。

成功班主任的勇气也必不可少。这种勇，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信心，一种意志，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央视新闻频道曾经做过一期调查节目《管教“问题少年”的“魔鬼训练营”》，记录了江苏淮安一个叫徐向阳的人和他创办的行走学校的故事。徐向阳是一位退伍军人，对教育有自己的思考，在实践中进行他的“择差教育”的探索。他的行走学校没有固定的校舍，学生的宿舍是军用大卡车，请了一些退伍军人，不叫老师，叫管带。徐向阳的教学方式很简单，就是行走。徐向阳有一句口号，叫做“一千里路定人生”。他认为，所谓“差生”其实并不差，他们在智力水平、反应力、动作的协调性以及心理素质等方面往往比有些优等生还要好。“差生”的最大问题在于他们得到了太多的物质关爱，甚至是溺爱，是泛滥的爱，不缺吃、不缺穿、也不缺家长亲朋的呵护。他们缺少的是一种严格的管带和科学的训练，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情感和思想的交流，缺少对社会生活的感受和认知。而行走训练能够“走”掉独生子女身上的懒气娇气霸气，“走”出吃苦耐劳精神，“走”出志气和毅力，“走”出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好思想好作风，“走”出集体荣誉感和团队精神。在央视的纪录片中，有一个男孩被父母亲送到行走学校，他对着父母怒吼：“我不要留在这里！”但终究还是被强留了下来，当天晚上就跟着大部队行军。走了一个小时不到，男孩就不行了，上了跟在一边的收容车。在车上，男孩脱下了袜子，平素娇生惯养的他脚上已经磨了好几个水泡，男孩疼得直掉眼泪，可是第二天水泡挑破了还是接着走。行走学校最受争议的是其严格的惩戒制度，每一个家长把孩子送来时都要和学校签一份协议，表示接受学校的处罚制度。孩子犯了错误，要根据犯错程度，按照相关规定，由管带用戒尺打手心一定的数目。在电视镜头中，央视的记者柴静问徐向阳：“行走学校虽然有效，但是似乎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徐向阳不愧为退伍军人，他回答说，“首先，现代教育理念不一定就是绝对正确的；其次，你只看到我严厉的一面，你没有看到在惩戒之前，我已经在学生的情感银行里存了足够的资本！”这便是徐向阳高明的一面，电视镜头随即切换到拉练的路途中，徐向阳身穿作训服，和学生走在一起。有些孩子实在走不动了，收容车也没有跟上，徐向阳就让他骑在自己脖子上，同时还号召大家互相帮助，共同克服困难。因此，虽然日子过得艰苦，大家的感情却与日俱增。柴静去采访一些孩子，问他们有没有被打过，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说被打过，又问他们恨不恨管带，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摇头说，是我们自己不好，我们应该受到惩罚。

徐向阳的行走教育走出了一片天空，走出了自己的成功。这样一种“勇”的气质，与其军旅生涯的经历是休戚相关的。我们说一个成功班主任必须具备“勇”的素质，是因为在工作中我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有些困难无法回避，必须昂首面对，并且要持久经历。在与一些问题学生的交往过程中，班主任如果能够表现出更多的坚毅和决心，学生终究会受到感染而接受教师的教育。同时，教师的“勇”还表现在对待自己的态度上。我们说，战胜自己最艰难，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其实是他自己。克服自己的惰性，战胜自己的软弱，保证自己始终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行，靠的还是克己的勇气。

然而，缺乏仁与智的勇只能是匹夫之勇。我认识一位年轻女班主任，以对学生严厉和言辞犀利著称，她教的学生对她都很敬畏。然而有一次带了一个新班，遇到一名桀骜不驯的男生。在一次课堂上男生公然与她对抗，女班主任十分生气，走过去用书敲了一下男生的脑袋。男生奋起还击，一脚踢中女教师的腹部，这一脚的后果是女教师怀孕刚两个月的婴儿流产了。更加郁闷之处在于她得不到家长的任何赔偿，因为是她动手在先，她首先犯了错。学校也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不同的品质会发挥不同的作用。我小的时候几户人家住一个大院子，邻居一位老太太十分慈祥宽厚，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她以“仁”取胜；我的一个高中同学，没有考上大学，毅然不顾反对，放弃家人为他觅得的安定工作，借钱下海经商，结果赶上了机遇，事业有成，这是以“勇”取胜；而现在转型期的学生工作错综复杂，对教师的工作方式提出严峻挑战，我写的《班主任兵法》可谓是以“智”取胜。

在《班主任兵法》中，我曾举过两个例子，来说明“智”的重要性。一个例子是：某位爱狗成癖的人，常常花费巨额金钱，购买昂贵的健康食品，来宠养他的名犬。他听人说深海鱼油对狗的发育很有帮助，于是每天一大早，他都把狗抓来，用双膝夹紧狗头，强迫它张大口，然后对准喉咙灌进鱼油。有一天，狗儿大力挣扎，甩脱了主人的双膝，鱼油也流得满地都是。这人生气之余，看到狗儿自己转过身来，静静地舔食羹匙，此时他才回过神来，发现狗所抗拒的不是鱼油，而是他喂食鱼油的方法。另一个例子是：有一个年轻的牛仔想把一只小牛赶进牛棚里喂食，可是这只小牛不愿意进去。年轻牛仔用力地抓住牛角，想把牛拉进牛棚，可是拉不动。牛仔的爸爸见到了，也出来帮忙，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可是这小牛发了牛劲，抵死不从，无论两人怎么费劲，小牛都不肯进去。这时他们家的保姆出来，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然后把大拇指塞进了小牛的嘴巴里，小牛含着保姆的大拇指，乖乖地跟着她进了牛棚。

这两个例子说明了同一个道理，教师必须思考并选择自己的工作方式。要知道，今天的学生抗拒的并不是我们的教育内容，而是我们给他们的教育方式。

讲到“智”，就不得不提到中国人心目中“智”的化身――诸葛亮。冯梦龙的《智囊》里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晋朝的大将桓温征讨蜀地时，遇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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