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09年3月14日在英国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插满二十国集团国家国旗的早餐松饼。会上，“金砖四国”（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发表了该集团的首份联合公报，呼吁增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权。CFP供图

　　美国软实力急剧下降，战略影响力不断下滑，世界政治出现局部混乱和失控的局面，国际权力格局和大国战略关系发生显著变化

  ■金灿荣

  　　近年，美国软实力急剧下降，战略影响力不断下滑，世界政治出现局部混乱和失控的局面。有日本媒体认为，美国的单极霸权走向结束，未来的世界格局要用“无极时代”来标志；英国《金融时报》则称世界进入了相对强国时代；美国《新闻周刊》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认为后美国霸权时代的国际社会不得不考虑美国霸权缺失情况下的世界政治治理；《纽约时报》则将未来的国际格局描绘成美欧中三强并立、共治世界的局面。国际权力格局和大国战略关系确实发生了显著变化。就其大者而言，近年来国际格局的新趋势在七个方面特别引人瞩目：

  　　一超多强格局并未根本改变

　　在可见的未来，美国在力量和权势上仍然处于无可争议的支配地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具备能力和意愿来取代美国，重塑国际秩序。然而，近年来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其软实力的削弱使得美国的内外环境不断恶化。在国外，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的道义力量削弱，军事力量被牵制，恐怖主义威胁仍然存在，反美主义成为一些国家的政治时髦；在国内，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失误加剧了国内民众的分化和社会内部的不团结。

　　除了政策失误所导致的窘境，美国力量相对下降还有如下原因：第一，随着以知识和信息为主体的美国新经济泡沫的破灭，新经济所带来的外溢效应不复存在，国际社会对世界经济的认识回归到基本面。第二，美国不再享有冷战结束带来的和平红利。第三，是美国霸权的双重成本问题。9・11事件以后，美国不得不负担起国土安全的沉重成本。美国投入了大量资源，在外部扩展情报系统，增加军力投送，军费开支急剧上升；在内部加强安全措施，也影响到公民的个人权利和社会自由度。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整体崛起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以“金砖四国”、“展望五国”和“新钻十一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整体性崛起，其经济实力不断提升，政治影响力相应增强。全球市场开放所创造的外部机遇和以市场为取向的内部变革是这些国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即便在当前全球经济走势下，只要这些国家不放弃市场化的战略目标，就能保持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进一步提高其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和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其重要标志就是每年一度的G8会议向“G8＋5”模式演变。越来越多的全球议题已经很难在G8体制内解决，需要这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参与决策，共同分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兴国家大多带有东方国家的集体性身份认同，这意味着500年来西方主导世界格局和发展方向的局面即使不能被颠覆，也将出现严重动摇。

　　美俄伊斯兰关系将长期紧张

　　事实上，俄美矛盾具有深刻的地缘和历史背景。首先，就地理状况而言，俄罗斯和美国是相邻大国，隔白令海峡相望。两大相邻强国无友善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常识。其次，双方的历史记忆不同。在俄国的历史概念中，其在历史上抵抗了两次来自东方的侵略，挽救了西方文明，有恩于西方。然而，认定俄罗斯的文化水平不及自己的西方，对俄国有着深刻的文化蔑视和自我优越感。再其次，俄美都是深具“弥撒亚”式救世主义传统的国家，对未来世界秩序塑造都有强烈的使命意识，双方在文化层面的冲突不可避免。最后，俄美矛盾还缘于双方战略利益的冲突。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实力的增长，俄罗斯开始对西方发起反击。虽然俄罗斯的反击是短期性的战术行为，但俄美矛盾的稳固化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国际关系中的不争事实。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9・11事件以后，美国在外部世界的挑战还来自于极端伊斯兰主义和激进势力国家。伊拉克的反叛和伊朗核问题使得美国深陷伊斯兰世界的复仇情绪之中，而俄罗斯与伊斯兰联合的可能性更使得美国疲于应对中东地区出现的复杂局面。

　　西方阵营面临严峻内部挑战

　　一方面，是联盟的团结问题。近两年来，随着欧洲新领导人的出现，欧洲对外政策上的亲美取向日益明显；美国政府也适时采取措施缓和一度紧张的美欧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伊拉克战争造成的美欧关系裂痕。但必须注意的是，美欧两个社会存在结构性差异，战略利益迥异。就在法国总统萨科齐大谈美法关系良好时，60％的法国人却认为美国当局是恶棍。因此，除非再出现苏联这样的外部性威胁，美欧不可能像冷战时期那样团结。另一方面，是人口问题。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知识技术的不断扩散，西方通过技术创新积累起来的微弱优势难以长期维持，而西方社会的人口老龄化却基本上是个无解的问题。面对其他国家人口的巨大优势，西方力量呈绝对的下滑趋势。

　　全球化停滞与否成重要变量

　　全球化是在资本主义的推动下，全球生活方式的逐渐同一化。美国在通过资本整合和制度建设大力推进全球化的同时，却发现自己并不是全球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因此，贸易保护主义在西方开始抬头，对全球化的抗议接连不断。中国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因而不太重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对全球化戛然而止的可能局面更是估计不足。然而，全球化能否继续前进已经成为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需要正视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全球化的继续前进是客观趋势，但存在阶段性停滞的可能性。全球化的进程并非线性演进，而是不断波动，问题在于会波动到什么状态，其具体区间在哪里。

　　民主及其方式受到反思质疑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三波民主浪潮”，对世界政治产生了巨大冲击，出现了一批成功走向民主的国家和地区，但也不乏民主失败的实例。新世纪伊始，西方知识精英开始反思民主化浪潮，对美国在全世界强行推进美式民主的做法大加质疑。2001年12月，《大西洋月刊》发表了著名记者卡普兰采访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章，题为《世界需要有效的公共权威》。亨廷顿在此次访谈中批评了20世纪90年代存在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民主浪漫主义”。他认为盲目推进民主是对民主价值的不负责任，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现在更需要的是有效的公共权威。无独有偶，扎卡里亚也提出“非自由民主”的概念，他认为在一些新兴民主国家中，非自由的民主正在威胁自由本身。总体来说，在美国，没有人对民主的目标产生质疑，而只是对民主实现方式存有争议。但是，在美国以外，越来越多的群体对民主目标本身产生了怀疑。自由、民主能否继续推进，以及以何种方式继续推进有待观察。

　　中国发展前景越发明朗

　　当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并不代表亚洲的真正崛起。中国发展，才是亚洲崛起的实质意义所在。中国发展，不仅需要内部的持续创新和心态调整，而且需要重新审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外关系的互动，已经由外部影响中国走向中外互为影响，认识视角也走向中外相互平视的阶段。奥运会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得到大幅提升，也使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力量和复杂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后奥运时代的中国将更加自信和开放，中外互动也将更为频繁和复杂。外部世界越来越认识到，套用任何单一的价值体系和评价标准来审视中国都将无功而返。西方需要从集体性的心理落差中调整过来，从多元复合的视角出发，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的发展。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