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回来了，《资本论》回来了”，这不是我们报纸的标题，而是最近西方一些媒体的语言。
一场起源华尔街、迅速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打乱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动摇了世界经济金融秩序。财富如烟，富贵似梦。环球股市狂泻，金融资产缩水。这位曾被人们遗忘的历史人物，随着“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危机，开始重返人类的上空。马克思的《资本论》，甚至成为西方2008年圣诞节最为贵重的礼品。在柏林，马克思的《资本论》2008年的销售量是去年的3倍、1990年的100倍。法国总统萨科齐被人看到在翻阅马克思的著作。在伦敦，“马克思的著作最近都卖得很好。“人们希望通过重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和审视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状况。”《资本论》重获人们青睐。以前人们买《资本论》仅是为了装点门面，如今，银行家和经理们也开始读《资本论》，试图从中探究经济危机的根源。
确实，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存在私人占有和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社会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滋生的一切现象的根本原因。他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不可避免”。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重新怀疑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而《资本论》所作的精彩描述，不仅让人们看清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而且给人们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马克思指出:“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 “在大量生产中，直接购买者除个别的产业资本家外，只能是大商人。在一定的界限内，尽管再生产过程排出的商品还没有实际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再生产过程还可以按相同的或扩大的规模进行。”马克思关于生息资本、虚拟资本的揭示也具有针对性，他说：“在生息资本的场合，资本的运动被缩短了；作为媒介的过程被省略掉了”，生息资本只要贷出去，“无论它是睡着，还是醒着，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都会有利息长到它身上来。”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运动“G―G""""”的脱离实体经济过程中的贪婪和盲目，都对当前的危机揭示有启示。劳动力、股票、债券被虚拟化之后，资本价格背离价值而泡沫化，市场可能演变为赌场从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资本论》提到的“大商人”，在今天的美国，其实就是按揭银行、投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
《资本论》对市场经济的解剖，其运行的规律性分析及重要的结论，至今没有过时。
比如，私人占有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而且这种危机以生产过剩反映出来。如果说以前的危机较多地以实体经济的“过剩”表现出来，那么，这次危机则是以“虚拟经济”的过剩，即“游资”过剩表现出来，出现于金融运作层面，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过剩前所未有。由于衍生产品的“高杠杆性”和“国际的联动性”，这次危机的“高额资金”的“蒸发”和损失，以及影响面之广，到了很难以海啸“震中国”、或几国政府来收拾局面的地步。由于我们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初步建立，而且与国际经济联系的“相关度”已经高达66％（2007年底的计算），国际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危机和毛病，自然地也感染我们，我国难以独善其身。
分析金融海啸的文章已是铺天盖地，不少文章从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创新”、而金融监管失却的角度来分析，给人一定的启发。然而，这只是技术层面的分析，读者更需要从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层面来解读金融海啸，得到马克思主义及方法论收获。近日读华民教授在解放日报的一文，受到启迪，他分析说，“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布雷顿森林体系（金本位货币制度）崩溃后世界货币体系的缺失所造成的。”文章回顾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历史事实，认为“在金本位下，由于世界货币发行受到黄金储备数量的约束，即使是向世界提供货币来源的国家也无法谋私”，“但在管理纸币本位制度下，情况就不同了，由于世界货币的供应不再受到黄金储备的制约，以致世界货币的供应国可以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来谋私，当世界货币供应国置国际利益于不顾，肆意增加货币发行量时，就必定会造成全球经济的泡沫化”。
文章分析：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暴跌，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实体经济的投资空间开始缩小。美国宏观经济管理当局试图通过降息与减税的政策组合来激活美国传统的制造业，以防总体经济的回落。然而，2001年“9・11”事件爆发，2002年美国大公司财务造假案被揭露，霎时国际资本顿生撤离美国之念。为了阻止国际资本外逃和经济基本面的恶化，美国在继续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主动性的货币贬值政策，以阻止可能发生的资本外逃。这一连串的事件和政策组合，导致了美元的泛滥和全球范围的流动性过剩，但是经济基本面并不予以配合。结果，在实体经济缺乏投资空间和全球流动性过剩双重压力的作用之下，找不到投资机会的过剩资金便开始大量进入房地产部门和衍生金融市场，从而引发了全球性的资产泡沫。
由这些理论分析，再解读政府推出的十项宏观调控政策为什么要“快、重、准、实”，就有了依据。如，积极参与全球救市的道理在于：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很高，通过参与全球救市来保持世界经济的稳定，对于维持中国的出口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中国拥有的外汇储备已经接近两万亿美元，美元一旦崩溃，将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储备损失，因此中国积极地参与全球救市，既是利他的行为，同时也是于己有利的行为。又如，按照保增长的目标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及其组合。货币政策必须由从紧的变为积极的，与此同时，财政政策也应做更为积极的调整，而且时不我待。还比如，保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保企业，所以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应当优先考虑减免企业税收，包括增值税和出口退税等。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企业就是“青山”，因此任何有助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政策都是应当加以考虑和推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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