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所敬畏,不仅远离了神圣,同时也靠近了罪恶；没有敬畏,再完备的法律和道德也形同虚设；没有敬畏,理想信念的精神大厦便无从建构。正所谓,心有所敬,行有所循；心有所畏,行有所止。     

　　不久前发生的“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带给我们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如何给市场经济以道德的支撑这一问题发人深省。温家宝总理指出,“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既振聋发聩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事件背后的深层症结所在―――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一个缺乏道义担当、无所敬畏的企业家必然会不择手段地追逐利润。对于在现代化道路上疾步前行的中国人而言,如何切实增强社会道德规范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着力培养和塑造国民的敬畏之心,已经成为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敬畏确立的是人之为人应该恪守的自然法则和道德律令      

　　人生在世,存乎一心,心之所系,在于有所敬畏。所谓敬畏,简单地讲,即敬重和畏惧的意思。而敬畏对于人之所以如此紧要,在于它展现的是人类文明的道德底线和无上的价值追求,它确立的是人之为人应该恪守的自然法则和道德律令。孔子讲,君子有三畏,一畏天命,二畏大人,三畏圣人之言。西方哲学家康德说有两件事物令他始终敬仰,即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这些哲理性的语言无不深刻揭示了敬畏对于人生、对于社会的重要意义。 

　　敬畏相连,敬中有畏,畏中有敬,彰显的是道德本体,揭示的是人应具有的终极关怀。浩渺宇宙,大千世界,人要有所遵循,必要有所敬畏。一个人可以不信仰宗教,但不能没有敬畏之心。人无所敬畏,不仅远离了神圣,同时也靠近了罪恶；没有敬畏,再完备的法律和道德也形同虚设；没有敬畏,理想信念的精神大厦便无从建构。正所谓,心有所敬,行有所循；心有所畏,行有所止。      

　　敬畏之心的匮乏,必然导致思想的混乱、行为的失范 　　 

　　如果说西方人的敬畏是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的,那么在伦理代替宗教的古代中国,农耕生产方式和宗法社会结构决定了“仁义礼智信”不仅给人们规定了人伦之道,而且寄托了人们对人生价值的终极关怀。“敬天法祖”、“忠孝节义”等道德信条深刻反映了宗法社会结构的特点,它寄寓了人们在维护和恪守现实道德规范中实现个体、家族乃至社会生命之绵延不息的终极价值。因此,古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虽然没有宗教的位置,但自有其世俗信仰基础上的敬畏之心。近代以来,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摧枯拉朽之势的冲击下,传统意识形态随之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是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相适应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社会主导价值观。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道德领域的诸多现象表明,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终极目标、强调组织纪律性、提倡大公无私的意识形态在深刻的社会转型面前,权威性有所减弱,影响力不如以前。与此同时,我们在基本割断了传统儒家道德的历史传承性,“文化大革命”使革命道德体系威信扫地,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宗教伦理的情况下,适应改革开放现实要求的新道德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这样就势必导致社会一定程度上出现敬畏匮乏、理想失落、信念动摇、信仰迷失的现象。敬畏之心的匮乏,必然导致思想的混乱、行为的失范,结果就是GDP主义、官本位、拜金主义等反理性、反人道的拜物教行为大行其道。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之维尚在建设之中的时候,构建道德之维的历史重任已悄然启航。      

　　治本之策在于尽快确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　　 

　　面对利益主体多元化催生价值观多元多变多样的文化局面,当务之急、关键之举和治本之策在于尽快确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改革开放30年来,在这方面,我们通过灌输等手段可谓不遗余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有声有色,主流媒体始终保持了强大的宣传舆论攻势,之所以没能收到预期效果,根子和要害在于我们极力倡导的道德规范在价值严重错位乃至信仰普遍缺失的社会变革时期显得尴尬和苍白。不久前发生的山西襄汾溃坝事故以及“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不过是以极端的方式凸显了当前我国社会道德问题的严重性。问题的存在同时蕴含着解决问题的办法。正如道德问题的产生并非只是来自于道德领域,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也绝非仅凭宣传思想工作一家之力可以促成,它是一项需要举全社会之力才能办好的复杂系统工程。这其中,以宗旨教育为核心,以整顿吏治为载体,建立健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政绩考评体系,着力推动形成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至关紧迫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