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的历史方位

――十年突破综述

　　■本刊记者 余慧娟 施久铭 

　　高考改革，重大而敏感。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中国高考制度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史，为选拔人才、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引导教育方向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为一项基本的社会制度，它的内容与形式永远是与社会的发展进步联系在一起的。　

　　近十年，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变化，决定了高考改革的活跃是必然的。　

　　聚光灯下，没有完美。　

　　万人瞩目的高考改革，每走一小步，几乎都会有争议。然而，迈步却是历史不可阻挡的趋势。正如很多人既承认以分取人的现实合理性，又不得不承认，自主招生、面试考查是未来的方向一样。　

　　十年的高考改革，就是在这种纠结中一点一点走过来的。　

　　但是，当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改革，当我们把改革放到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下来审视，距离起点，我们已迈出了一大步，更重要的是，那些微光不再弱小，那些松动不再无意义。历史方位永远比一时一域的争论重要。　

　　让我们用特写镜头，聚焦十年高考改革最活跃的地区，从中寻找中国高考改革的历史积淀。　

　　一张“好试卷”：引发人才观念的深刻变革　

　　2012年6月高考一结束，针对高考试题的讨论便纷纷扬扬。　

　　作文是一大热点。　

　　自从2004年11省（市）分省命题之后，每年这时候，便开始了各省（市）作文题“大比拼”。　

　　今年，上海题“曾被舍弃的微光”在网络评价中拔得了头筹，被认为“很有写的冲动”。　

　　如果把近十年高考作文题摆在一起，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个趋势。　

　　“近年来的高考作文，越来越重视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目的是引导学生关注社会、思考人生、认识自我。”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肖远骑分析道。　

　　作文不过是社会关注高考的一个窗口。　

　　在更多领域，从考知识变为考能力，从考记忆变为考理解，从考认知扩展到考实验，从考书本扩展为考生活，深刻反映了人才观的变化。　

　　与十年前不同的是，这种体现是“实实在在”的。　

　　“过去说考试要考查学生的能力，但对能力概念本身界定不清，如何确定学科能力也不清楚。因此命题也难以体现以考查能力为本的思想。”上海教育考试院原院长李瑞阳介绍说，“近十年上海命题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真正实现了从以考查知识为本位，转变为以考查能力为本位。”　

　　这是一个以课程标准为蓝本，重新厘清各个学科要求培养的学科认知能力、实验能力或实践能力的过程。　

　　这是一个重新界定能力内涵的过程。　

　　这也是一个运用现代教育测量学的过程。　

　　于是，文科普遍注重对材料的分析、归纳和评价能力的考查；理科加大了对实验过程、步骤、数据处理和数据解释、反思、评价的考查。高考内容与课程标准的对接为素质教育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牵引力。　

　　“知识要求看似容易，实际认知能力要求很高。”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靠训练是考不了高分的！”　

　　从2010年起，北京语文试卷中，一种新题型――阅读延伸题替代了过去的“语言游戏”题。延伸题要求学生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文本的内容或形式有所体察、阐发与评价，并考查学生基于知识积累和生活经验对文本意蕴进行思考、领悟与阐释。一道题，就可见“理解能力、运用经验的能力、思辨能力和表达能力”。　

　　能力本位在试题上的落实，对中学教学的影响是显著的。　

　　小张同学考入北师大二附中后，老师便告诫她：“在校三年，除了要完成书本的学习外，还有社会实践活动，还必须读完20本小说。不读小说，不参加实践活动，你想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清华附中语文特级教师崔琪上语文课，最关注两个能力，一个是阅读能力，一个是质疑能力，讨论思辨成了她课上的家常便饭。“死记硬背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高考与学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一直被大家所诟病，高考命题一度走入偏题、怪题的死胡同。十年间，这种现象得到明显改观。　

　　“北京在近十年内命题方面的一个最大变化是，原来是挑毛病比较，现在是找出个人的长处和优势进行比较，也就是，首先学生能读懂；第二，要适当，入门容易，答完整很难。”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臧铁军说，“目的是让学生的能力表达最大化。”　

　　崔琪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考作文，从“规定文体”，到“不限文体”，从“碰运气”，到“人人有话可说”，“越来越公平”。“如果只考议论文，那么擅长文学表达的学生就没有什么发挥空间了。”崔琪笑称：“高考题应该善良。”　

　　偏题、怪题并不能识别真正的人才，相反，还会导致“指挥棒”误入歧途。回归主流价值导向，无论是对科学选拔人才，还是对引导素质教育的方向，都极其重要。　

　　人才选拔观念的落实，是以命题技术的进步为支撑的。　

　　近十年，尤其是在分省命题后，一些省（市、区）加大了对现代测量学的研究，命题逐渐从经验走向理性。例如，命题的难度控制，既是难点，又是敏感因素。北京市教育考试院建立了一整套模拟系统，进行精确控制。再如，评分办法直接影响考试的有效性和适当性，上海教育考试院将过去采用的部分评分法，改为PTS评分法或等级评分法，鲜明地体现了“以学科能力的考查为本位”。　

　　另外，诸多省（市、区）一个共同的做法是，建立起考前、考后与中学教师、教研人员的密切沟通机制。考前沟通，是为了了解教学实际；考后沟通，是为了了解试题的实际影响。因为，作为实际上决定中学教育方向的考试，“高考命题改革一定要从中学教学的实际出发”。多年研究高考的李瑞阳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可为命题引导教学提供直接的参考。　

　　十年高考命题改革，让高考试卷与一个国家的人才观念变化逐渐吻合，与人才考查的科学规律逐渐吻合。如今，我们可以听到越来越多这样的评价：“我平时观察到的学科能力强的孩子，在高考中往往能考出高分。”　

　　这个方向，也将是未来高考命题改革努力的方向，因为，尽管成绩卓然，高考命题与课程标准的对接仍需要研究；考试结果对于教学的诊断与引导价值仍有待开发；命题技术层面的科学性仍有待提高……　

　　我们期待，一张“好试卷”，将在越来越多的省（市、区）出现。　

　　高考方案改革：我们需要选拔什么素质构成的人才？　

　　作为“国考”的高考，到底要选拔什么素质结构的人才呢？　

　　十年间，高考方案改革路线图不断地在回应这一问题。　

　　最明确的变化是从高考科目设置和考查内容开始的。　

　　1999年2月，教育部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决定在高考中推行“3+X”科目设置方案，广东省率先进行了这项试验。该方案中“3”是语文、数学和英语；而“X”，则是由高等学校根据本校特点的要求，从化学、物理、生物、历史、政治、地理六个科目中自行确定一门或几门考试科目。　

　　至2002年，我国除港、澳、台之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推行了“3+X”科目设置方案。　

　　这是高考制度实施以来科目设置变革中变化最大的一次：它不再采用全国统一的、有固定科目组合的科目设置模式，仅对全国必考的三门科目作了规定，其余由高校自主把握。　

　　此后的探索多在“3+X”模式下，在“X”上进行改革。“3+X”模式的流行，某种程度代表了高考改革对时代的回应――整齐划一的统一性被打破，在高考中重视个性特长发展成为趋势。　

　　忧虑随之而生。基本素质的“窄化”是否会导致人才素质发展偏颇？国家课程如何能得到开足开齐的保证？　

　　一些省（市）开始尝试“3+大综合+1”的方式。比如上海，从2001年开始，全面推行“综合能力测试”：规定凡报考本科院校的考生必须参加“3+综合+1”的科目考试。其中“综合”的内容覆盖政、史、地、理、化、生6个科目，实际是文理不分科。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山东，自2007年高考开始，山东增加了基本能力测试，内容涉及高中技术、体育与健康、艺术、综合实践等课程以及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和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　

　　尽管基本素质测试比较简单，同样招来另一种批评声――大综合的方式反而加重了学习负担。　

　　这种情况下，许多试行省份纷纷改用了“3+文综ㄍ理综”的模式，也就是后来被广泛采用的“小综合”。“小综合”恰恰体现了对个性特长发展的观照。2004年高中新课程开始后，2007年的高考方案中还体现了对选修模块的呼应，例如增加选做模块等。　

　　至此，在高考改革的一定时间段内，以“综合素质测试”、“基本能力测试”为代表的全面发展人才理念与以“小综合”为代表的个性发展人才理念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　

　　一种新的思路打破了这一僵局。　

　　上海在坚持了十年之后，自2012年起，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科目设置中取消了“综合能力测试”。谈及原因，李瑞阳解释说：“自2009年上海开展了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已基本覆盖全体高中学生，达到了比较系统地检验高中学生综合知识掌握情况的目的，起到了深入推进素质教育的作用。”　

　　据了解，山东省的“基本能力测试”也将在2014年新高考中被取消――2014年夏季高考将采用“3+X+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相关科目”模式。这就意味着“基本能力测试”也将被“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取代。　

　　“我们把它取消了，因为它的历史贡献――推动开齐课程的作用已经完成了。”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说。　

　　那么，“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进入高考录取，是否如同“3+X”模式是对高考模式的大突破一样，将会是另一次突破？　

　　在许多人看来，答案是肯定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这是过程性教育质量的重要体现，高考应该建立在这一制度基础之上，有了这个制度，我们可以做很多改革。”张志勇期待这一天尽快到来。　

　　事实上，这种制度“设想”已经在一些省份的高考方案中付诸实施。　

　　比如，2011年在浙江省试点的“三位一体”自主招生方案，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就按一定比例进入高考录取依据之中。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下接高中课程教学，上接高考录取，将成为一种趋势。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非常明确地指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招生以统一入学考试为基本方式，结合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　

　　这无疑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进入高考录取提供了政策依据，也为高考改革指明了方向。　

　　如果说从“3+X”到综合评价方式的探索是在高考科目、内容上的突破，那么，考试形式上的探索，则从另一方面实现着人才观念的突破。　

　　十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中逐渐普及，大学变得多样化了。高等教育需求的多元化、多层次，办学形式的多样化以及入学机会的增加、入学方式的变化都说明：过去为选拔少数精英而建立的单一高考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现实需要。　

　　“高考改革必须满足不同孩子的需要，满足不同高校的需要，实际上最终也是满足人才多样化的需要。”浙江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张绪培说。　

　　然而，如何让不同的孩子考出不同的东西，而不是“80%的孩子用80%的时间去弄20%永远弄不懂的东西”？　

　　分类考试的探索正面回应了这一需求，标志着人才选拔模式上的重要突破。　

　　以浙江省为例，该省在新一轮课改后的高考方案中，分类测试非常明晰：　

　　第一类是3+X+选考模块。面向的是学有余力、报考一本的学生。增加选修模块也体现了对个性特长的观照。　

　　第二类是传统的3+X。　

　　第三类是面向高职高专的3+技术，技术分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各占50分。　

　　那么，相对于传统的高考，分类考试的意义何在？　

　　从浙江省的情况看，尽管实行了分类考试，但三类考生是可以兼报的，因此对于分类考试，目前的制度创新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这种情况也从记者手中一份高考报考人数统计表得到佐证。统计表显示近三年浙江省高考不兼报的人数没有明显变化。对此，考试方案的设计者却显得十分乐观。　

　　“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有独立报一类的，现在看起来，不兼报的情况有，但是不多，因为家长逼着孩子肯定是要冲的。但起码是报考第三类的学生解放出来了，学业水平考试完了后，你的精力就可以放到这里，学业负担还是减轻了。”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冯成火说。　

　　高考改革在实现着人才观念突破的同时，也在引导着社会观念的进步。在分类考试中，监考人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高考的最后半天是加试一本的自选模块，而实际缺考率相当高。　

　　“孩子心里是有数的，他根本上是不想考的。我的看法是，分类考试，要坚持下去，慢慢地，家长观念才会发生变化。”张绪培说。　

　　自主招生：到底突破了什么？　

　　十年高考改革，下放高考自主权始终是主线。　

　　这条主线除了体现在分省命题、分省制定考试方案上，还集中体现在下放高校招生自主权上。自2003年教育部批准22所高校开始自主选拔录取试点开始，试点规模已由最初的22所增加到现在的80多所。　

　　数量增加了，层次也拓展了。自主招生不再是重点高校的“专利”，在许多地方院校、高职院校，试点也在逐渐扩大。　

　　尽管比例仍很小，却意义重大。它把固有的“以分取人”的体制砸开了一个“缺口”，以另一种考试理念和途径，不断促进人们对人才多样化的理解。缺口被打开后，“人才”的内涵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浙江省杭州市第二中学，每年通过复旦“千分考”录取的学生有15～20名，校长叶翠微非常赞赏复旦自主招生的做法，因为“给多读书、有着开阔视野，学习基础、学习习惯、学习行为比较好的孩子带来了机会”。　

　　它不同于高考，“首先是全科目设置，其次是做对得分，不做题不得分，做错倒扣分的机制比较好地规避了学生投机取巧，另外面试环节也非常规范。”叶翠微作过比较，发现平时视野开阔、后劲足的那部分学生在高考中，“考分往往不是最高的”。　

　　随着“缺口”的打开，评价标准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元。浙江省的“三位一体”自主招生试点中，高考成绩只占50%，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则占到了20%，面试成绩也占30%，并且三者的比例高校可以根据学校特色、招录专业进行调整。　

　　据统计，浙江工业大学去年参加“三位一体”自主招生录取的新生中，有45.6%的学生高考成绩未达到学校划定的最低分数线。为什么能被录取，就是因为“他们的会考和面试成绩好”。　

　　这些学生无疑是自主招生的受益者，大学的跟踪调查显示：他们普遍发展后劲强，“有一个自主招生进来的男生，高考成绩570分，没有达线，但他的综合素质非常好。因为口才好、组织能力出色，他是少数参加浙江省‘挑战杯’创业大赛的新生，上个学期专业学习成绩也排到了全系第二名。”浙江工业大学招办副主任姚鹏介绍说。　

　　“招生改革，只有考虑到人的素质的多样化，才能真正解放人才。”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韩平始终坚信这一点。　

　　在自主招生的历史上，2006年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的自主招生改革试验被看作“破冰之旅”，因为它是第一次由面试决定录取的改革。这对整个中国高校录取体制是个很大的冲击，它打破了原来以分数为唯一录取标准的招生制度。　

　　它所开创的“综合考+面试+统考”的模式，在后来自主招生考试中，多被采纳。　

　　“面对面”的方式有着纸笔测试远不能及的优势，它在取得体制突破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主招生的主体――大学在人才观念上的思考。　

　　在拥有自主招生权后，大学有机会将自己的人才标准带入到录取中。人才标准的多样化便成为必然。比如，清华大学在自主招生复试阶段设立了体质测试环节，这是他们对人才素质思考的结果，是符合清华文化传统的人才标准。　

　　而复旦大学自主招生，一贯看重的是考生的综合素质，“千分考”考题文理贯通、包罗万象，它传达出复旦的人才标准倾向于“全才”。　

　　在中国美院这样专业性强的艺术院校的自主招生面试中，除了专业课考查外，格外重视的是考生的艺术综合素养，面试中不仅有对大师作品的阐述，还有对社会、艺术现实问题的评析。这也代表了这类大学对人才标准的思考：“综合素质强才能造就大师级艺术家。”中国美院招办主任李多金说。　

　　自主招生还让高校在录取过程中有机会来“关怀”学生的兴趣、特长和职业发展方向。　

　　杭州师范大学首先试点的是小学教育、幼儿教育专业，“因为这些专业对学生的特质要求比较高，像小学教育专业，更希望招到性格开朗、表达能力强的学生，因为这样的人更适合当小学老师。”杭州师范大学招办主任徐青说，“对文化课要求则不像其他专业一样高，他的文化课比其他人低10分、20分，但综合素质是很要紧的。”他们在面试中重点考查的是“教师素质”，除了考专业知识外，还要考查艺术素质、书法水平等，这方面的要求要比其他专业高。作为对这一趋势的回应，学校也开始跟踪研究人才发展规律，以便更加科学地“甄别人才”。　

　　从2008年开始，山东省在临沂大学等省属院校开始试点“教授录取”，在数学、中文专业按专业录取学生：考生在达到提档线后，不再按照从高分到低分录取，而是看学生相应专业的过程性学习成果。“你要有兴趣，喜欢这个专业，你录取的可能性才会最大，因为过程性的东西加进去了。”张志勇说。　

　　在高职院校的自主招生中，更加重视考生的专业兴趣、特长。　

　　给臧铁军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就发生在高职“面对面”招生的现场。在某农学院面试时，一个长得白白净净的女孩子想去学兽医。面试老师问她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她讲了一个故事：她曾经养过一只猫，就因为找不到好的兽医医治，生病死了，所以自己特别想来学。说着说着女孩便哭了起来。老师们说，就凭这一点，你就被录取了。“你想想，即使一个分数比她高100分的人，也未必能做好这个职业啊。”臧铁军感慨道。　

　　自主招生改革的步伐中，无论是普通高校还是高职院校，这种依照专业发展需要选拔人才的方向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　

　　如今，尽管媒体每年都会热炒自主招生，社会争议仍然不断，尽管对考试公平的担忧、对招生中腐败空间的焦虑也时常会聚集人们关注的目光，但在张志勇等人看来，不能因为问题和困难，自主招生就停滞不前，因为“如果我们老是在那里寻求一个完美的制度再去改革，那么这项制度永远不可能到来，任何一项制度设计，只有靠另外的公开化的监督制度来限制它”。　

　　自主招生，一种更加科学的人才选拔方式，期待制度的完善，期待路径的成熟。　

　　十年高考改革，过程艰难，成果显著。　

　　在命题改革、方案改革、招生录取改革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提前考试时间、多次考试、社会化考试、加分政策的清理“瘦身”、异地高考等重大改革，使高考行走在公平、科学、理性和充满人文关怀的道路上。　

　　2012年7月，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成立，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任主任委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在出席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成立会议时指出：　

　　要加快研究制定高考改革总体方案，重点改革考试内容和形式，规范考试程序，建立健全综合评价体系，完善多样化的录取方式，增加考生选择机会，落实高校招生自主权，保障公平公正，形成不拘一格选英才的良好局面。　

　　这是中国高考制度未来的方向。（感谢张华杰为本文作出的贡献）　

　　十年高考改革政策路线图　

　　2002年，1999年教育部提出的3+X科目设置改革在除港澳台地区外的全国31个省（市、区）铺开。该年年底，教育部指出，“高考内容改革将更加注重对考生素质和能力的考查”；高考科目设置“要将统一性与选择性相结合”；高等学校选拔方式要“进一步探索建立在文化考试基础上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办法”。　

　　2003年，教育部启动高校自主选拔录取试点，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　

　　2004年除已实行自主命题的北京、上海外，经教育部批准，广东等11个省（市）实行高考自主命题。　

　　2006年，教育部决定在毛入学率超过50%的北京、天津和上海三地进行高职自主招生改革试点。　

　　2007年首批试行新课程的4省（区）实行高考综合改革，进一步强调考试内容与时代、社会、考生实际“三贴近”，增设选考模块。　

　　2008年，教育部提出“逐步建立和完善在国家统一考试录取基础上的全面、综合、多元化的考试评价制度和高等学校多样化的选拔录取制度”。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推进素质教育实施和创新人才培养。按照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的原则，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