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了很多，成效却不大；付出不少，收获却无几；事必亲为，效果难说好；忙里忙外，起色实堪忧……这样的工作场景委实让人尴尬、无奈。

　　这样的干部，只有“苦劳”，没有“功劳”，领导不欣赏；看似“拼命干”，实则“瞎忙活”，同事有怨言；人虽吃了亏，戏却不好看，群众不满意……当然，他们内心也有苦楚：付出了，为何没有相应的回报？努力了，为何成绩寥寥、问题成堆？

　　想起了一种喜负重物的小虫――戊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其名篇《戊乌传》中，对其有生动描写：“行遇物，辄持取，昂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在文学家笔下，戊乌“勤劳”无比，擅长背负重物，但它的悲剧也在于此：什么都做，什么都要，不知放下和舍弃，最终一事无成。

　　戊乌是文学上虚构的小虫，但现实生活中，“戊乌式干部”却屡见不鲜：芝麻西瓜都往怀里抓，结果得不偿失没收获啥；目标不明目的不清，忘了“为什么出发”；眼睛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却不知已无资源可开发；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因循守旧代价大……

　　或许，“戊乌式干部”需要明白一个道理：抓工作干事业，既要善于“拿起”，又要懂得“放下”。如果说，“拿起”靠的是勇气，那么，“放下”考验的则是智慧。更多的时候，我们不光要注意工作能力和态度问题，而且要处理好“拿起”与“放下”的关系：如何在纷繁复杂、竞争激烈的时代，保持一份清醒和理性？如何放缓忙碌的脚步，做到张弛有度、收放自如？ 
 
　　在繁重的工作和长久的事业面前，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永远是“稀缺物质”。在工作和事业“分母”不变的前提下，我们惟有尽量放大时间和精力这个“分子”，成绩的“得数”才能更高。哲学家苏格拉底帮助我们“寻找最大的麦穗”： 先在一块麦田里走上三分之一的路，观察麦穗的长势、大小、分布规律，在随后三分之一的田地里选定一个相对最大的，然后从容走完剩下的三分之一，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经济学家帕累托教我们识别“重要的少数与琐碎的多数”：重要的因子通常只占少数，而不重要的因子则占多数，因此，只有舍弃“琐碎的多数”，掌握“重要的少数”，方能控制全局、出奇制胜。

　　“放下”需要胸怀。舍弃小溪的清流婉转，才有大江的烟波浩渺；舍弃小丘的玲珑俊秀，才有高山的巍峨伟岸；舍弃温室的舒适安逸，才有生命的刚强绽放；舍弃地面的安闲游弋，才有激越的蓝天翱翔！

　　“放下”不是放弃。孟子主张“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为”即拿起，“不为”即放下，“放下”是“拿起”的必要前提。如果不分主次前后、轻重缓急，什么事都“为”，势必“无为”又“无成”。正如《韩非子》所言：“顾小利则大利之残”。抓住重点，才能突破难点；舍次保主，方可事成功奏。

　　“拿起”“放下”有学问。在万千头绪中，我们不妨多一些思考和追问：“拿起”是为了什么？我有“拿起”的精力和能力吗？哪些是该“放下”的？在“放下”之后，我们是否想得更周到，干得更聪明，增添新的动力和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