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由美国的塞缪尔・亨廷顿教授的一本书而得名。在这本16年前出版的书中，亨廷顿写道：“民主化的运动是一项全球性的运动。在15年中，民主化的波涛席卷了南美，横贯拉丁美洲，来到了亚洲，冲垮了苏联集团的专制政权。”不过，世事无常，进入新世纪以来，亨氏所说的历时近30年的“民主化浪潮”却出现了值得关注的变化。

　　随着“第三波”的衰退，众多西方以外的国家正在重新探索属于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上世纪90年代，“第三波”首先在原苏联、东欧地区引发了严重的社会衰退与危机。俄罗斯的GDP在几年内竟然减少了一半，人民生活大幅度下降，这是人类自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在无大规模战争情况下出现的最大经济社会衰退。俄罗斯人民在经历了灾难性的危机之后，顽强地寻求新的出路，终于在普京总统的带领下，打击寡头，重振经济，集中权力，关注民生，重新团结起来，走出了危机。自诩为世界民主典范的美国对此显得很不自在，国务卿赖斯指责“俄罗斯的民主进程在倒退，杜马选举不符合国际标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倒退”挽救了一个陷于灾难的民族，而之所以陷入灾难却是因为接受了“国际标准”，听信了“普世价值”。

　　“9・11”之后，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雄心勃勃地要实现“大中东民主计划”，在那里建立符合美国标准的民主模式。6年来布什总统及其美国政府为“大中东民主计划”可谓不遗余力，但是，除了把阿富汗、伊拉克炸得满目疮痍之外，“民主”究竟在哪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众多拉美国家实现了“民主化”，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挥下亦步亦趋，但结果是80年代拉美经济停滞，被称为“失去的十年”，90年代拉美又失去了十年。现在拉美贫困人口比例高达40％，是世界上贫富分化、社会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世纪之交，拉美发生了一系列社会动荡，1997年以来拉美已有7位民选总统被迫中途退位。2006年以后，除墨西哥等以外，在拉美的主要国家里，“左派”纷纷上台。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否定上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改变过去一味亲美的外交路线，力图走一条经济上更加自主、外交上更加独立的道路。

　　那种实际上是“泛西方民主化”的“第三波”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魅力。随着所谓“第三波”的衰退，众多西方以外的国家正在重新探索属于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以限制公权、维护私权为核心功能的西方民主政体，却难以满足西方以外的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需要

　　在西方以外的广大地区和众多国家，西方式的民主模式并没有像它的兜售者所鼓吹的那样，也没有像当地人民所期待的那样，带来普遍的繁荣、幸福乃至公民的自由、平等以及国家的强盛、社会的进步。这当中的原因是值得探究和深思的。

　　即使是在韩国这样的曾经被西方舆论视为“民主转型”模范生的国家，如今也出现对20年来政治进程的回潮。韩国大选前我的一个从前的韩国学生来中国，一见到我，他就谈起韩国社情民意的变化。他说，现在韩国有一种很强的舆论：看看中国吧！中国在崛起；看看韩国吧！韩国落后了；为什么？路子不对！怎么办？改变政权吧！韩国社会的这种舆论，反映的不仅是一场选举中的论调，它更包含着对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反思。

　　亨廷顿所描述的那种以言论自由和竞争性选举为主要特征的所谓“自由民主”模式，为什么在西方以外越来越表现出“水土不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种体制遭遇了“阶段性问题”，通俗地说，就是有些“文不对题”。

　　一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形式，可以选择和建立什么样的民主形式，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是不同的。一个国家对民主形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三个因素：一是国情，即这个国家的自然、经济禀赋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等；二是发展的阶段，即这个国家当下面临的形势和主要任务；三是国际环境。其中，发展的阶段性对于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体或者说民主形式是最重要的。这一认识，应当说是中国民主研究在近年来取得的一个理论成果。

　　西方民主体制之所以在西方以外的广大地区行不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的民主体制不能满足许多非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从表面看，当代西方民主体制十分复杂，理论表述亦相当深奥玄妙，很有几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味道。但仔细分析一下，西方民主体制其实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复杂玄妙，它的基本社会功能无非在于解决“权利”和“权力”关系问题，即限制社会的公共权力，保护个人权利。这个“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是当代西方民主的主题。

　　但是，以限制公权、维护私权为核心功能的西方民主政体，却难以满足西方以外的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需要，无论是采取社会主义制度的还是采取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主要的任务无一不是实现国家的发展与富强，而且，这一历史任务是要在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的世界秩序的背景下加以实现，这又大大地加剧了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难度。